系统性降低中小微企业房租成本和融资成本，不管是在短期，还是中长期，对中小微企业进一步改善经营状况，提升效益水平都有重要作用。

中央的抗疫方针是正确的，但到了地方就经历了层层加码，变成静态清零。我们可以推动内部实现产业升级、转移，所以如今东部的资本应该到西部来。

影响当今世界秩序变局的主要是四个因素：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大国崛起（再封建化）以及中美关系。中美间可能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南海、台湾地区。中国乐见世界秩序的多极化，但并非所有的多极化趋势都对中国有利。但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不安全感。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动，中国需要对内建设统一大市场，对外进行第三次开放，从而避免因中美恶性竞争而中断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1945年到1980年，世界又经历了一轮全球化，但这轮全球化并不全面，因为当时的世界一分为二。尽管反全球化的声音不断，但全球化不会中止。同时，通过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来提升支出政策效能。

当前稳住经济大盘，能否用好用足财政政策是关键。如再度增加减税降费额，新增留抵退税额将达1.64万亿元、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等。近十年来，面对国际上严峻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国更加注重运用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力。通过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安排的统一性、协调性，进而确保财政政策全国一盘棋、一竿子插到底

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所以，尽管今天的环境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渐缩小，教会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时一刻的事情和经历所迷惑，把过去更长时间的经历、从更长历史中得出的更加经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给忘记掉。市场不发达迫使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只是，从上面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

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我最近看到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是基于对今天还在地球上的849个不同社会的调查，这里各社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

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被迫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牺牲掉。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当人际交易不是在市场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发生时，人就成了工具，人的价值由其工具价值决定。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特别是，当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时，未来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你不能说没有感情了，所以要离婚，因为当初就不是因爱情而结婚的。

当然，在今天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摩曼教还允许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认为原来在 《旧约全书》里并没有说只能一夫一妻，旧版《圣经》包括一个男的娶多个妻子的故事。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

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那种安排下，不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时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饭、睡觉在一起，生产工作也在一起。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

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前面讲到，按照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夫妻不只吃饭、睡觉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

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儒家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宗教教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牺牲个人、让出你的自由空间，或是服从政治领导，或是服从宗教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自由之路。像人生这么根本的基石，市场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生活内涵又是怎样受制于市场的发不发达呢？ 歌一开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为后面更为实质的内容布景。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环境，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开放。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